在这里，史铁生更接近一个为了生活不断奋斗的朋友：纵使轮椅不能代替双腿，但仍然可以让生命飞翔；即使明天就要死去，也要把日子过成诗。
《自由的夜行》，史铁生 著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/紫图图书， 2016.11
史铁生散文集《自由的夜行》近日面世，该书从史铁生浩瀚的文集中精选30篇散文，除却《秋天的怀念》、《我的遥远的清平湾》、《病隙碎笔》这样家喻户晓的经典文本，更包含《我二十一岁那年》、《复杂的必要》、《乐观的根据》等散见于全文集而尚未被大众熟知的精彩篇章。
在这本书里，史铁生不再只是那个在地坛深切怀念母亲的人，不再是那个背负着沉重的生命枷锁踽踽独行的行路人，他更是一个有着说走就走看天下的心的年轻人，一个碎碎念的影评人，一个教人如何对待爱情的老司机……在这里，史铁生更接近一个为了生活不断奋斗的朋友：纵使轮椅不能代替双腿，但仍然可以让生命飞翔；即使明天就要死去，也要把日子过成诗。
复杂的必要性
母亲去世十年后的那个清明节，我和父亲和妹妹去寻过她的坟。
母亲去得突然，且在中年。那时我坐在轮椅上正惶然不知要向哪儿去，妹妹还在读小学。父亲独自送母亲下了葬。巨大的灾难让我们在十年中都不敢提起她，甚至把墙上她的照片也收起来，总看着她和总让她看着我们，都受不了。才知道越大的悲痛越是无言：没有一句关于她的话是恰当的，没有一个关于她的字不是恐怖的。
十年过去，悲痛才似轻了些，我们同时说起了要去看看母亲的坟。三个人也便同时明白，十年里我们不提起她，但各自都在一天一天地想着她。
坟却没有了，或者从来就没有过。母亲辞世的那个年代，城市的普通百姓不可能有一座坟，只是火化了然后深葬，不留痕迹。父亲满山跑着找，终于找到了他当年牢记下的一个标志，说：离那标志向东三十步左右就是母亲的骨灰深埋的地方。但是向东不足二十步已见几间新房，房前堆了石料，是一家制作墓碑的小工厂了，几个工匠埋头叮当地雕凿着碑石。父亲憋红了脸，喘气声一下比一下粗重。妹妹推着我走近前去，把那儿看了很久。又是无言。离开时我对他们俩说：也好，只当那儿是母亲的纪念堂吧。
虽是这么说，心里却空落得以至于疼。
我当然反对大造阴宅。但是，简单到深埋且不留一丝痕迹，真也太残酷。一个你所深爱的人，一个饱经艰难的人，一个无比丰富的心魂……就这么轻易地删减为零了？这感觉让人沮丧至极，仿佛是说，生命的每一步原都是可以这样删除的。
纪念的习俗或方式可以多样，但总是要有。而且不能简单，务要复杂些才好。复杂不是繁冗和耗费，心魂所要的隆重，并非物质的铺张可以奏效。可以火葬，可以水葬，可以天葬，可以竖碑，也可为死者种一棵树，甚或只为他珍藏一片树叶或供奉一根枯草……任何方式都好，唯不可意味了简单。任何方式都表明了复杂的必要。因为，那是心魂对心魂的珍重所要求的仪式，心魂不能容忍对心魂的简化。
从而想到文学。文学，正是遵奉了这种复杂原则。理论要走向简单，文学却要去接近复杂。若要简单，任何人生都是可以删减到只剩下吃喝屙撒睡的，任何小说也都可以删减到只剩下几行梗概，任何历史都可以删减到只留几个符号式的伟人，任何壮举和怯逃都可以删减成一份光荣加一份耻辱……但是这不行，你不可能满足于像孩子那样只盼结局，你要看过程，从复杂的过程看生命艰巨的处境，以享隆重与壮美。其实人间的事，更多的都是可以删减但不容删减的。不信去想吧。比如足球，若单为决个胜负，原是可以一上来就踢点球的，满场奔跑倒为了什么呢？
太阳向上升起
史铁生
当导演真是比当作家难。写作是个体经营，败了，顶多饿死一口儿。拍电影是集体项目，上千万的投资，数十人的生计，导演是集艺术与财政之责于一身。可艺术与财政从来就有冲突，前者强调个性，后者为求利润不得不迁就大众口味——这本身就像个悲剧：相互冲突的双方都值得同情。怕只怕一味求利，结果是火了一宗产业，灭了一门艺术。电影，尤其声色犬马、名利昭彰，不像写作，天生来的是一种寂寞勾当。然而大隐隐于市。在这汹涌的市场激流中，匹马单枪杀出个姜文来，直让人感叹造化不死。
姜文岂止是艺术家，更是位哲人。哲人，未必就要懂得多少哲学，或魔魔道道地只在逻辑中周旋。先哲有言：“哲学不意味着一套命题、一种教义、甚或一个体系，而是一种生活方式、一种为特殊的激情所激发的生活。”怎样的生活方式？善思考，或如柏拉图所说：爱智慧。怎样的激情呢？爱，或如艾略特所说：爱是一种折磨。折磨何来？不能容忍生活总就那么“白云千载空悠悠”，而要探问那云之空处的悬难。张越说：能据不同时期的作品，看出其心路历程的导演，在中国只有姜文一个。此即折磨的价值。
姜文的前两部作品，已见那折磨之于个例。这一回，折磨走向了形而上——《太阳照常升起》，实在是说：如《浮士德》般的生命困境，一向都在人间。
两个年轻女人，在一块指向“路尽头”的标牌前分手，一个去完婚，一个去为丈夫奔丧，一个以为从此幸福美满，一个不失浪漫地要孤守到白头。这应该是故事的开始，但姜文把它放在了影片的最后。而影片的开头，实际是故事的结尾：多年以后，以为幸福美满的一个，生活陷入了无聊与委琐；孤守白头的一位呢，竟至疯狂，后随一条满载“光荣历史的河流”不知去向。
如果1、2、3、4地平铺直叙，2007年只会像以往一样，在众多惨痛故事的旁边再添上一个。而现在，4、2、3、1，中国影坛随之有了一个真正的悲剧。
最后一幕，太阳照常升起，谁说那是光明的尾巴？那是故事的开始呀！这可不是简单的倒叙。结束，等于开始，那是说：生活，曾经是这样，将来未必就不是这样，“太阳底下本无新事”，精神之路永远面临这样的悬难——尽头，或没有尽头，尽头必至无聊，没有尽头则难免疯掉。这也正是浮士德博士的困境：停下来，灵魂输给魔鬼，总就这么走下去呢，可到底是为了啥？然而，大地上或现实中，生活似乎只提供这两种可能；即便发疯，生命也还是去如逝水，空若荒云。
黑格尔给悲剧的定义是：相互冲突的两种精神，都值得我们同情。推演之：相互背反的两种选择均属无奈，那才是悲剧。而来个清官即可化悲为喜的故事，乃愚昧的成果，只能算惨剧。悲剧，是任人多么聪明能干，也只能对之说“是”的处境。比如浮士德：你停下来，还是走下去？比如现在：飞速前进的利润与消费、飞速恶化的生态与道德，是可能停下来呢，还是可能永无止境？与黑格尔给出的境况相比，此一种两难，可谓悲之更甚——前者或仅及个案，后者却要我们大伙的命！《浮士德》的伟大由之可见。《太》剧的不同凡响，由之可见。
怎么回事，要命的倒是伟大、非凡？真这么回事，至少对艺术和艺术家来说是这样。艺术家若都在现实中活得流畅，不觉任何荒诞，停步的人间就全剩躯壳了。科学、商政，各得其所，艺术凭啥吃饭？艺术，当是人类精神最敏锐的一处觉察，只为年节添些乐子，近于玩忽职守。惟当见识了精神的悬难，以及现实不断更换着新装的无聊与无奈，人才可望成为如尼采所说的“超人”。“超人”，并非是指才能盖世、法力无边，而是说，人要超越生理性存在，超越可口与可乐（譬如种种“大餐”），使精神不断升华。“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”也是这意思。可学习，不见问题怎么行？精神升华，不识其困境怎么行？
可是，单识困境，就行了？但这是不可躲闪的第一步。比如对姜文这部影片，大可不必人云难懂，就看也不看地自认智商也属低下。又有先哲说过：“不是艺术模仿生活，是生活模仿艺术。”艺术，自有其引领欣赏和启发思向的职责，若一味讨好票房，品位势必持续走低。而后，再看那悬难是在呼唤什么吧。张辉在其《德意志精神漫游》一书中这样提醒我们：“向歌德学习：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信仰不断‘向前走’的时代，如何同时关切永远‘向上走’的问题。”——即“人如何向上再次拥有信仰的问题”。这便是悲剧的意义。悲剧，不等于眼泪，更非教人沮丧。悲剧，把现实中不解的悬难彰显在我们面前，意在逼迫着我们向上看——看那天天都在脱离地平线、向上升起的太阳，是一个根本性象征。
《太》与《浮》的异曲同工，未必是姜文的刻意所为。然而，一个诚实又善思的人，早晚会跟大师歌德想到一块儿去。姜文依靠其敏锐的觉察，在局部的历史中获取着生命的全息。惟此才有象征。象征不是比喻。比喻，是靠相似事物的简单互证，比如指桑骂槐。再引一位先哲的话吧：“象征是两个世界之间的联系，是另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上的标记。”另一世界，有吗？比如说就在你心里，在人们不息不止的盼念中。盼念，若旨在不断加强可口与可乐，就还是停留在此一世界。而姜文是以什么为比照，看穿了那无聊与无奈的呢？梦想，或向往。梦想或者向往，毫无疑问是指向着另一种生命状态。何东老兄有句极刻薄又极精辟的话：（在某些地方）总是没有梦想照进现实，常有的倒是妄想照进现实，或现实击穿梦想。
我妻子说，是“印象”二字，让她一下子看懂了《太》剧。诗，大都重视印象。诗性的根基是梦想。何谓梦想？恰如刘小枫的一个书题——《圣灵降临的叙事》。圣灵如何降临？简单说就是梦想照进现实。单靠记忆的回首，没有梦想插手，往事所以是死的。所谓永恒呢，即千变万化的当下，总与那梦想接通。这一接通，便不能满足于记忆的准确了，而是醉心于印象的天上地下，从而鲜活，从而全息，便有了象征的博大。姜文，固执地向那逝去的往事发问：这是怎么了，到底都是怎么了呀？幸好他不中理论的圈套，而靠自己的冥思苦想去解答。过士行说：《太》剧处处透露出神秘的力量。刘小枫是这样说：象征，是“无论你如何看，也看不够、看不全、看不尽其意味”的。
向上升起，是太阳给我们的永恒启示。再经时日，这个不屈不挠的姜文又将会怎样升起，尚未可知。或可更少些愤怒，更多些平静吧。我是指影片的开头，现代的疯狂就像那条照常流淌的河水，其实是波澜不惊的。无可挑剔的作品是没有的，但这不是本文所涉之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