采访者：黄颖曌（青年儿童文学作家）受访者：施雁冰（儿童文学作家、编辑家）

施雁冰

去拜访施雁冰老师那天，正值上海的初冬，这是一年里最短暂而珍贵的黄金季节，天气将冷未冷，阳光柔暖和煦，照在人身上像一个温情的拥抱。在这样的好时候，去拜访“故事大王奶奶”施雁冰老师，自然是再合适不过的事。

施雁冰老师出生于1928年，上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儿童文学创作。五十年代初期，施老师调入少年儿童出版社工作，先后任《少年文艺》主编、文艺编辑室主任。期间，施老师还编写了一本《小学生作文指导》，在七十年代创下了上千万册的销量奇迹。八十年代初期，施老师领衔创办《故事大王》，她亲自为这本刊物命名，从此，施老师也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为“故事大王奶奶”。这本刊物陪伴了一代又一代孩子的成长，启迪了无数人的文学之路。随着《故事大王》诞生的全国少年儿童故事大王选拔邀请赛，迄今为止已经举办了18届，推动了全国少年儿童讲故事的热潮，这是多么美好和有意义的传承！

我与施雁冰老师的对谈，就在施老师房间的书桌旁展开。施老师的房间安静雅致，到处整齐放着一摞摞的书。在施老师的书堆里，我找到几本东野圭吾的小说，年龄相差五十多岁的我们，原来都是东野圭吾迷！

一直以来，施老师就在这里看稿子和写作。那张旧书桌早已被磨得锃亮，冬日的阳光从窗口照进来，静静落在上面，像停在玻璃上的蝴蝶。我看着干净整洁的书桌想，那上面曾经一定放着堆积如山的稿子吧！

虽然施老师现在年事已高，视力退化得厉害，但仍然借助放大镜，保持着每天半小时的阅读，这是她数十年的编辑和写作生涯养成的习惯。她坐在一张藤椅上，满头白发亮得耀眼，像落满了童话世界里的雪花。看着这一幕，我不禁深深动容，也许，写童话的人是有魔法的吧！而我就这样在施老师的带领下，回到了那个儿童文学的金色年代。

黄颖曌：施老师，您好！我是读着《故事大王》长大的，它就像一个童年的伙伴，陪我度过了无数个恐惧的夜晚。在我的童年时代，给孩子读的书并不多，是《故事大王》等优秀的儿童文学书刊带来的启蒙和滋养，在我心里种下一颗童话的种子，让我走上了写作的道路。不只是我，很多青年作家也是读着《故事大王》长大的。

施雁冰：《故事大王》是1983年创办的，我们当时想办一本“能讲能读、有益有趣”的刊物，让孩子们在课余时能得到阅读的乐趣，也能从中收获教育意义。我过去是教师，小孩子做事情都喜欢扮大王，乒乓球打输了，就躺在台子上不让人家打，就这样，我想出了“故事大王”的名字。孩子喜欢《故事大王》这个刊名，他们也爱看故事、讲故事，所以这本刊物受到了小读者的热烈欢迎，当时许许多多像你一样的孩子，把对《故事大王》的喜爱都写在信上，从全国各地寄到出版社来。

因为《故事大王》非常受读者欢迎，创刊的第二年，我的同事——当时的少年儿童出版社文艺编辑室副主任余鹤仙就提出一个建议，创办全国少年儿童故事大王选拔邀请赛。这个比赛在儿童出版界是独一无二的，我记得第一届邀请赛于1984年暑假在上海举行，负责人是余鹤仙和另一位副主任沈振明，两个拿笔杆子的人毫无经验，居然争取到团中央、文化部和全国妇联等单位的支持，还聘请了著名表演艺术家张瑞芳、乔奇、刘兰芳，播音员陈醇以及文化部少儿司司长罗英等当评委，声势浩大地完成了任务。

比赛会场设在上海市少年宫，绿茵茵的草坪，白色的宫殿，环境优美。那时没有空调，仅有几架吊扇，驱散不了蒸腾的暑气。让评委们在这样的环境里无偿为大赛服务，我们觉得很过意不去，便设法弄来大块大块的冰，冰块丝丝地冒着冷气，才总算好了些。第二届邀请赛是在北京举办的，最让人骄傲的是颁奖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，这里是中央领导召开重要会议的地方，小小的“故事大王”们进去了，还上台讲故事、表演节目，那场景是激动人心的。

黄颖曌：您不仅是《故事大王》的创刊者，同时更是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家，创作了许多朴实生动、充满童趣又富含哲理的童话故事和小说。这些作品不仅为小读者们深深喜爱，也荣获了包括儿童文学园丁奖、陈伯吹儿童文学奖等在内的许多荣誉。您是通过什么契机开始儿童文学创作的？

施雁冰：我是个幸运儿，有幸得到陈伯吹先生的帮助，开始了儿童文学创作。那时我即将从师范学校毕业，班主任王志成先生说陈先生向他约稿，他没空写，让我写一篇。我做梦也没想到，习作交出后不久，在《大公报》的副刊《现代儿童》上，竟以显著位置刊登出来。主编陈伯吹先生还亲自给我写了一封信，鼓励我继续为孩子写作。以后每寄去一篇稿子，无论采用与否，都有一封回信。当时伯吹先生已经是颇有名望的儿童文学作家了，创作与编辑业务极其繁重，如此认真地给无名小卒写信，实在令人感动。

我曾设想，假如当时的稿子被退回来，或者陈先生置之不理，我的文学生命可能夭折，更不会从事儿童文学创作了。每逢我出一本书，都会双手捧着献给我的引路人、恩师、慈父陈伯吹，扉页上总是一句重复的话：“是您的阳光雨露，培育了这棵小草。”

后来，我又由严大椿先生介绍，成为了“中国儿童读物作者联谊会”的一员。“联谊会”的会址是极其简陋的，只是借当时的位育中学作为集会场所，大家排排而坐，是标准的“小儿科”。但是“联谊会”的成员有着极为丰富的精神世界，他们忠于儿童文学事业，对儿童读物用词用语，包括如何汲取新词汇，如何净化语言等问题，都做了深入研究，对儿童戏剧与教育问题，进行了专门座谈。他们忧国忧民，向往光明，用迂回曲折的手法，在作品中讽刺国民党的腐败，呼唤新社会的诞生。在“联谊会”，我获得了精神上的滋养，促使我更满怀热情地投入了儿童文学创作。

黄颖曌：您在童话里创作了许多个性鲜明的儿童形象，比如《方帽子店》里敢于打破传统的孩子、《睡着了》里面不想睡觉的小阿咪、《花衣服和“鼻涕水”》里的小鲤鱼，我想如果不是对孩子的天性非常了解，是创作不出这么生动的形象的。师范毕业后当老师的这段经历，对您的写作有什么影响吗？

施雁冰：我从师范毕业后，留校当了老师，等上海解放，我又调到第一师范附小当老师，那时我白天完成教师的业务，晚上读书、写作，度过了非常充实的两年。这段经历让我更了解儿童，懂得他们的天性，和孩子们说说笑笑、蹦蹦跳跳，跟他们打成一片，写儿童文学才会顺手，才能写得更生动，贴近儿童的生活。

黄颖曌：除了童话之外，您后来还创作了许多小说、散文，我尤其喜欢您的散文，像《背影是天蓝色的》《洋保姆、土保姆》《高级理发师》《大毛囡的故事》等等，您的语言轻巧流畅，有一种独特的幽默，在您的笔下，一个个人物都那么鲜活、真实。您从1947年发表第一篇作品，孜孜不倦地写了几十年，是如何始终保持着这种写作热情的？

施雁冰：自从两鬓染霜以后，我深深感到，深入学校体验生活，与孩子们说说笑笑已力不从心。时代迅速发展，少年儿童的思想生活日新月异，拙笔实在很难跟上，我又不愿闭门造车，因此有一段时间我处于两难的境地。

文学创作是我终生的追求，我不会放弃，于是就轻车熟路，开始了成人散文的写作。身处改革开放的年代，生活是丰富多彩的。我虽然已退休，也离不开大时代潮流的冲击。有些话要诉说，有些感情要抒发。有感而发，是写散文的要素，就陆陆续续撰写，发表在报刊上。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、写作，能写一点东西我就觉得很开心、很快乐。

黄颖曌：您见证了几代作家的成长，是否有对年轻作家想说的话？

施雁冰：儿童文学作家如果离孩子远了，就像鱼儿离开了水，笔头也会变得迟钝，要多了解孩子、多亲近孩子，才能写出好的作品。年轻作者都是一颗颗嫩芽，相信他们将来都能成参天大树，让儿童文学绿树成荫枝繁叶茂！

施老师年事已高，我不敢叨扰太久，尽管还有很多问题想问，还是早早告辞了。回到家，我又再次细读了施老师的童话集《方帽子店》和散文集《沧桑老公寓》，在作品里与施老师继续未完的对谈。

《方帽子店》这本书里，收录了施老师早期创作的童话和故事，每一篇都短小精悍、清浅生动，具有鲜明的、纯粹的儿童性。虽然施老师有一个遗憾，认为她的作品不是很多，但施老师的童话就像是晶莹的珍珠，在中国儿童文学史上熠熠生辉。在《花衣服和“鼻涕水”》里，一只想要方脑袋和花衣裳的小鲤鱼，活脱脱就是个真实的孩子，渴望挣脱束缚获得成长。刘绪源老师曾说，“渴望母爱与家庭（乃至社会）的温暖，与渴望冲破束缚张扬自由的天性，这正是儿童文学的两大永恒的母题，而我们中国的儿童文学长期以来惟有前者却没有后者！”在施老师的短篇童话里，其实早已捕捉到了儿童的这种天性。

在儿童文学的创作中，施老师永远把儿童性放在第一位，属于儿童的自然的对话和行为，在施老师的童话里比比皆是，而这恰恰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年轻写作者越来越缺乏的。我们常常看到许多生涩难懂的童话，也看到许多根本没有“儿童”的童话，似乎它们压根不是为了儿童所创作。但童话阅读的主题不就是儿童吗？我越读越惭愧，同时也反思自己的写作，是不是忽略了最重要的东西，或者是做得还不够。

施老师的童话里，也不乏巧妙的讽刺，比如《方帽子店》里就设想了一种荒诞的情景，有一家帽子店只做方帽子，而做帽子的人做方帽子，买帽子的人也只买方帽子。所有人都戴着并不舒服的帽子——紧的地方太紧，宽的地方太宽，却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，因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。唯有孩子们在思考，为什么圆脑袋不戴圆帽子？

与这篇童话创作的年代相比，世界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但不管世事如何变迁，这个简单却深刻的道理仍然有着现实的教育意义。旧的“方帽子”脱去，仍会有层出不穷的新方帽子冒出来。从前的小孩变成了大人，又戴上新的“方帽子”，不是吗？这些新的“方帽子”可能是性别偏见，可能是唯成绩论，可能是大人的傲慢……

孩子的眼光是新鲜的，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是习以为常的，因此他们总是对着一件事刨根问底。用孩子的角度去看世界，而这大概就是童话的奥秘所在吧。施老师是深知这个奥秘的，正像她说的那样，只有了解儿童，懂得他们的天性，才能写出更生动、更贴近儿童的好童话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