汉诗是日本文学，特别是日本古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。自8世纪中叶最早的汉诗集《怀风藻》编成，到19世纪创作逐渐式微，日本汉诗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演变，诞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。日本汉诗的风会迁移，
【编者按】
汉诗是日本文学，特别是日本古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。自8世纪中叶最早的汉诗集《怀风藻》编成，到19世纪创作逐渐式微，日本汉诗经历了一千多年的发展演变，诞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。日本汉诗的风会迁移，每与中国诗歌的发展桴鼓相应，或早或迟地受到中国诗坛风尚的影响，是中日文化交流的成果。
《日本汉诗选评》是叶嘉莹先生主编的“诗词名家讲”系列丛书的一种，由古典文学研究名家程千帆、孙望二先生编选。本文为该书前言，标题为编者所拟，澎湃新闻经东方出版中心授权发布。
在日本，以汉语写成的文学作品，以诗为盛，汉诗是日本文学，特别是日本古代文学的有机组成部分。在日本文学漫长的历史发展中，汉诗人写出了数量既多质量又高的作品。中日两国，语言虽异，但文字部分相同，因而汉语古典诗歌这种艺术样式，能够长期地风行日本。不仅朝野广为传诵，而且群起取则，抒情言志，运用自如，诗人辈出，卓然成家。这是国际文化交流史上非常值得珍视的现象，也是一衣带水的两个邻邦在源远流长的交往中结出的丰硕成果。
日本著名典籍《古事记》载：“百济照古王，派阿知献上牡马、牝马各一匹，并大刀、铜镜。朝廷敕命：‘百济国如有贤人，务必派来。’于是，百济派出王仁，携《论语》十卷、《千字文》一卷，计携书十一卷来日本。”这是应神天皇十六年（285）的事。《日本书记》中还说：“王仁来，太子菟道稚郎子拜为师，随王仁研习诸典籍，无不通晓。此王仁即文首之祖。”这个传说告诉我们，早在二世纪，汉字和中国文化典籍，经过朝鲜半岛，传到了日本。从那时起，人们开始学习汉字，掌握中国文化。同时，汉字也作为日本的表音文字用来书写日语。
由于中国古典诗歌特有的格律不易掌握，日本汉诗的创作当然迟于汉文的应用。今存最早的汉诗是大友皇子（648—672）所写的两首诗，其中《述怀》云：“道德承天训，盐梅寄真宰。羞无监抚术，安能领四海。”口吻与皇储极为相称，说明了他在这方面的修养很深厚。到了奈良时期（710—784），日本屡次派出遣唐使。由于朝廷重视中国文学，曾经抄写了《离骚》、《文选》、《庾信集》、《太宗文皇帝集》等，促使汉诗创作发展起来。孝谦天皇天平胜宝三年（751），编成了日本最早的汉诗集——《怀风藻》。其中存诗一百十七篇，作者多是皇帝、贵族、官吏、儒者、僧侣等上层阶级，绝大多数是五言诗，诗风模仿六朝。作为最早的汉诗集，《怀风藻》的意义是重要的。正如冈田正之所说：“设无《怀风藻》，焉征古诗之精华。”
继《怀风藻》之后，又出现了三部汉诗集，即嵯峨天皇时的《凌云集》和《文华秀丽集》，淳和天皇时的《经国集》（包括诗、赋、对策，计二十卷，今存六卷）。此时已到了日本历史上的平安时期（794—1192）。历时四百年的平安时期，就汉诗的发展来看，可以分为前后两段，以朱雀天皇登基（930）为界。前一阶段，汉诗隆盛，三本汉诗集，均产生于这个阶段。当时几代天皇都崇尚汉文，奖励学问，喜爱诗歌。其中以嵯峨天皇最为著名，《凌云集》和《文华秀丽集》都由他敕撰。他本人创作的汉诗，至今尚存九十多首。在奈良时期，诗人们奉萧统的《文选》为金科玉律，到了平安时期，成为学习典范的就变为唐代诗歌了。四杰、陈子昂、王维、李白、王昌龄、白居易、元稹等人的诗篇，这时纷纷传到日本，促使日本诗坛的风尚为之一变。七绝和七言歌行替代了《怀风藻》中的五言诗，乐府诗也兴起了，除了宴集、游猎的内容外，还产生了很多言志抒情之作。日本汉诗创作开始迈出了新的步子。这时的诗人多宗白居易，如菅原道真即为一例。十一世纪编成的适合吟咏的《和汉朗咏集》，在所选一百九十五首汉诗中，白居易的诗竟占一百三十五首之多，可见其影响之深远。平安时期的后一阶段，汉诗略呈衰微之势。
奈良平安时期的汉诗，主要出于宫廷贵族之手。到了镰仓（1192—1333）、室町（1334—1602）时期，五山文学兴起，产生了禅林文学。这个时期，皇权旁落、武士崛起，战争不断。宫廷贵族在政治上一蹶不振，文化上也失去了主导地位。当武士们忙于争斗的时候，居住山寺的佛教僧侣们，积年累月地沉浸于学习和传播中国文化的狂热中，汉诗创作也随之高涨起来。
这个时期的文学，称为五山文学。“五山”之称，起源于中国。南宋时，曾指定杭州径山万寿寺、北山灵隐寺、南山光孝寺，宁波太白山天童寺、阿育王山广利寺，为佛寺中最高级别的敕建寺庙。日本加以模仿，有镰仓五山，即巨福山建长寺、瑞鹿山圆觉寺、龟谷山寿福寺、金宝山净智寺、稻荷山净月寺。有京都五山，即灵龟山天龙寺、万年山相国寺、东山建仁寺和万寿寺、慧日山东福寺。但是，五山文学并不单单指这几个寺院僧侣创作的汉文汉诗，而是包括了这一时期所有寺院从住持到一般僧侣的作品在内。据统计，五山时期日本僧侣入宋求法的有三十七人之多，宋元时代东游日本的中国禅僧亦有二十一人。他们之间的交往，除了禅宗教理的交流和仪式的传习外，诸如寺院建筑、雕塑、印刷以至儒学等宋代文明，乃至糕饼、馒头等中国食品，也都带到日本，传播到整个社会。
五山诗僧以虎关师炼、雪村友梅、中岩圆月为良好开端，继起者义堂周信和绝海中津，成为五山汉诗文的高峰。最后希世灵彦、景徐周麟等，以自己的创作光荣地结束了这个时期。作为禅僧的文学活动，表现出徜徉山林、流连光景的特点。他们表达感情带有内省体验的方式。五山文学的兴隆，基本上与室町幕府确立封建制相并行。随着室町幕府的灭亡，受其庇护的五山禅林逐渐式微，五山文学便随之没落。
从庆长八年（1603）德川家康开幕府于江户（今东京都），到庆应三年（1867）第十五代将军德川庆喜将政权奉还天皇为止的二百六十余年间，称为江户时代。汉诗发展到这个时期，成为家喻户晓的士人文学、儒者文学。一般知识阶层的日本人，几乎没有不会作汉诗的。汉诗的基础更为扩大了。
江户时代的汉诗可以分为三个阶段。十七世纪（1603—1709）为第一阶段。汉诗盛行于研究儒家经学的学者中，诸如藤原肃、林忠、伊藤维桢。他们写作汉诗，只是作为儒者余技。而致力汉诗创作的诗人，则以石川凹和释日政为著名。石川凹曾筑诗仙堂，请画家狩野探幽作汉魏至唐宋中国诗家三十六人像，日日吟咏其间。赖山阳《论石川凹》云：“抛剑援毫岂等闲，现身欲列古诗班。领他三十六峰碧，却乞残烟向五山。”可见此时五山诗风余绪尚存。
十八世纪（1710—1788）是江户汉诗的第二阶段。著名学者荻生双松，在学术上排斥程朱理学，推崇以先秦典籍为主的“复古学”；创作上倡导李攀龙、王世贞“文必秦汉、诗必盛唐”的主张。李攀龙所编《唐诗选》风行一时，取代了五山时期的教科书《三体诗》。诗风此际由宋转唐。正如俞樾《东瀛诗选序》所说：“家有沧溟之集，人抱弇洲之书，词藻高翔，风骨严重，几与有明七子并辔齐驱。”荻生双松的弟子太宰纯、服部元乔、高野惟馨等，都是这个时期的著名诗人。明代七子“古文辞派”的主张风靡日本诗坛，久而生弊。于是不少有才气的诗人奋起革新，祇园瑜以清新之声发唱，江村绶继之，著《日本诗史》，追本溯源，鼓吹风雅。山本北山旗帜鲜明地反对古文辞派，推重宋诗。他的弟子市河世宁，专力汉诗创作，当时比之香山、剑南。以李、王为依归的风尚转变了，汉诗发展的道路拓宽了。
十九世纪（1789—1867）是江户汉诗的第三阶段。这时，汉诗深入知识阶层，成为必修的学业，涌现出许多诗社，汉诗集的印行也盛极一时。这是日本汉诗发展的辉煌时期。诗人辈出，各擅胜场。大洼行一扫七子余习，自由抒写情志，开拓了新的境界。菊池桐孙笔墨酣畅，信手描摹日本风物。山梨治宪才藻富丽，古贺焘雍容大雅。久家朗平易清丽，不事雕琢。篠畸弼多用险韵，精心修饰。菊池保定长于古风，藤井启专攻七绝。这个时期的杰出诗人，则是赖襄、梁川孟纬和广濑谦。
赖襄也是杰出的史学家。他用汉文写的《日本外史》，和他的《山阳诗草》一样，长久地受到日本民众的喜爱。他曾亲手抄录杜甫、韩愈、苏轼的诗篇，反复吟诵。他主张转益多师、唐宋兼取，在创作实践上获得了很高的成就。梁川孟纬的诗，多流连风月、登临凭吊之作，具有古雅清奇的情趣，形成独特的风格。广濑谦曾受到俞樾很高的评价，认为“长篇大作，极五花八阵之奇，而片语单词，又隽永可味”（《东瀛诗选》）。斋藤正谦也赞他“构思若泉涌、若潮泻”，作品“虽多不滥，虽长不冗”。各具特色的诗家，争奇斗妍，把汉诗坛装点成万紫千红的百花园。
1868年的明治维新，引起了日本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大变革。欧美文化逐步取代了在日本广泛传播并深深扎下根的中国文化。但是，当时日本社会上许多积有江户时代汉文学教养的知识分子，依然喜作汉诗。总的时代风气尽管起了某些变化，而汉诗还是沿着自己的道路发展着。此时诗社众多，梁川孟纬的门人大沼厚，创下谷吟社，鼓吹宋诗。他继承的方面，以陆游为主，辅以苏、黄、范、杨诸家。同属梁川门下的森鲁直，创茉莉吟社，提倡清诗，推尊吴伟业、王士禛。茉莉吟社的著名诗人有小野长愿、鹫津宣光、桥本宁、永阪德彰、岩谷修等。森鲁直的儿子森大来，主持星社，野口一、国分高胤、本田秀便是该社成员。此外，著名汉学家竹添光鸿、重野安绎，著名政治家西乡隆盛、副岛种臣，也都有出色的汉诗作品。著名小说家夏目漱石，同样以汉诗称名一时。这种汉诗创作的盛况大体保持了二十年光景。到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，清政府失败，日本汉文学，包括汉诗在内，也就不再像以前那样流行了。
汉诗在日本兴起、发展、繁荣，到形成独特的“日本汉诗”风格，最后终于式微，大约有一千三百年之久。考察一下日本汉诗的风会迁移，不难发现与中国诗歌的发展、诗家的主张，每有桴鼓相应、钟磬和声之处。东瀛诗苑宗唐宗宋、复古变革之争，独尊一家或兼收并蓄之别，往往或迟或早受着中国诗坛风尚的影响。
中日两国诗人，同用汉语及其诗歌艺术形式进行创作，这实在是饶有兴味的现象。1882年（光绪八年，明治十五年），日本岸田国华，专程携带日本各家汉诗集到中国，约请著名学者俞樾编选日本汉诗。第二年六月，俞樾即编成了《东瀛诗选》，共四十卷，补遗四卷，选诗四千五百多首，并作《东瀛诗记》，评述诗人成就。这部诗选印成于日本。这是我国学人第一次编选日本汉诗。近年，中日友好关系逐步恢复，日益发展。日本汉诗再次引起人们广泛的注意。我们编选这部书，正是这种新形势促成的。
我们都在南京工作。南京与名古屋结为友好城市之后，学术交流日见频繁。爱知县立大学副教授坂田新先生，曾游学南京一年。相互过从，汉诗成为我们经常谈论的话题。兴之所至，决心编选一部新的日本汉诗集。坂田新先生鼎力相助，提供众多的材料。京都大学教授清水茂先生，闻讯之后，赠以《五山文学全集》。日本汲古书院，慷慨赞助，赠送十一厚册《日本汉诗》。此外，村上哲见、松冈荣志、横山宏诸先生，或赠书，或鼓励，都给我们帮助，盛意极为可感。应当说，这本诗选，也是中日两国人民之间友好交往的见证。
本书由程千帆（闲堂）、孙望（蜗叟）选评，吴锦、严迪昌、屈兴国、顾复生注释。我们对日本的有关情况知之甚少，对汉诗作者了解不多，选评和注释中一定有许多缺点和谬误，请方家不吝赐教。
《日本汉诗选评》，程千帆、孙望选评，东方出版中心2020年8月。